作者 | 何子维

就业，关乎国计民生。青年就业，牵系千万家庭。

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4月，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.2%，比上月下降0.1个百分点，然而，16—24岁达到20.4%。这是青年失业率首破20%，为2018年此数据定期公布以来的历史新高。从下一阶段看，临近毕业季，据教育部的统计，2023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158万人，同比增加82万人，不排除就业总量的压力将进一步放大。

青年失业率固然是一项灵敏的指标，从一个侧面可以体现宏观增长不达预期，但这个指标的价值不应夸大，原因亦不可简化。影响就业的因素错综复杂。三年疫情冲击、外部不利因素、收缩性政策的时滞效应等，短期因素与中长期因素相互交织，不一而足。青年失业率高并不是如今才有，更不是中国特有之现象，如何处理就业问题，以及避免其衍生更为复杂棘手局面，考验治理和发展的智慧。

4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，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好转主要是恢复性的，内生动力还不强，需求仍然不足，经济转型升级面临新的阻力，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要克服不少困难挑战。应当把发挥政策效力和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结合起来，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。在我国，作为市场主体，民营经济占比超80%，新增就业贡献率超90%。而眼下，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不足，不仅在提供就业岗位上犹豫，而且还可能引发降薪、裁员等动作。长远看，解决青年就业难的主要出路就在于提振企业，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信心，稳定其预期。

经历上述不利条件冲击后，企业需要休养生息，需要一段适应和调整的过程。近年来，经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经济运行中的短期结构性矛盾得到了缓解，取得了积极成效，但更多的是从产品端的结构性矛盾出发、在企业端发力，这是在治急症、解表象。但从企业端深挖下去，除了微观主体的治理效能和创新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外，要素市场化改革则是一个亟待采取措施的切入口。事实上，要素市场化改革，是一种基础性、制度性的改革。因为要素市场化改革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，换言之，是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良性的环境。而只有当企业有良性的长期行为，才能源源不断地提供就业岗位。

当下，我们既要稳妥地为企业休养生息提供条件，也要推动企业的调整提速。坚决贯彻中央提出的“两个毫不动摇”，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，建立完善全国统一的高标准法治化市场规则。应当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，尤其是自上而下行政性和动员式的命令。政府监管必须依法办事，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。这也是一种改革红利。这种红利不是靠某些地方或者部门，用财政的钱、银行的钱，单纯投入产生，而是通过推进劳动力、资金、土地、技术和数据等资源优化配置，提升全要素生产力。

单就劳动力这个要素而言，当下我国因为老龄化和人口生育率的下降，以及城市化率增速放缓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比较优势日益削弱。各级政府应把青年就业放在优先评估级上，进一步健全鼓励就业、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。在扶持民营企业的同时，鼓励国企扩大招人，督促国企履行社会责任，鼓励学校加强学生就业辅导，引导家庭改变择业就业观念。

当然，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部分行业与就业的关系。尤其是面对外部环境非理性发作，高新技术被视为政治工具，技术创新被频繁提及的今天。

按照一般经济规律，朝阳行业无疑能提供更多就业岗位。放在今天，被讨论得最多的，集中在新能源汽车、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、电子集成等领域。很显然，那种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导致失业增加的观点，是忽视或小看了这些产业发展所产生的产业链、供应链和集群效应，以及在创造新增就业、优化就业结构、吸引外资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。进一步讲，无论新旧，无论朝阳还是晚照，只要市场规模扩大，只要障碍性政策因素减少，新职业、新岗位就会大量涌现。

回归常识，发展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。只有调动了全局的可持续性发展潜力和市场主体的活力，经济方能进入良性循环，企业的预期方能向好，人们的信心方能上升。

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